陵园动态-陵园信息-南通市海门区烈士陵园

庄烈（1919.12-1943.8）在通吕公路余东镇境段的五里墩东首路旁，矗立着一座革命先烈梁庄树炳的墓碑，人们经过那里时都以崇敬的心情对革命先烈肃然起敬。庄烈，原名庄树炳，因入赘于梁家又名梁庄烈，原南通县余东镇人，1919年底在西后街一个富有的家庭中出生，父亲庄渚秋不善于管理事业，嗜好吸食毒品，游手好闲；母亲是个吃素念经的佛教信徒，尽管家庭富有，但庄烈对家中生活的奢华和父亲只吃不做，导致破落而感到深恶痛极。当日本帝国主义跟汪伪结合，战火逐步延向我通东地区时，余东镇亦处在日本鬼子与和平军的魔爪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庄烈在中共余东镇地下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使他逐步懂得了革命真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日伪军的罪恶十分憎恨，于是他不顾家庭的阻挠，决心背叛这个封建破落的家庭。1940年毅然改名庄烈，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与奚道等青年在余东镇上组织了青年抗日协会，学习时事形势，宣传革命道理，组织人们打击封建势力，严厉禁毒。由于庄烈思想进步，立场坚定和工作积极，194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上半年，余东镇被日寇占领后，庄烈随即转入农村，经常在五里墩一带坚持原地游击战争，不久，担任了税收员，他不顾生命危险，经常潜入敌人的据点内，在敌人眼皮底下收税。余东镇内敌人控制极严，岗哨密布，危险很大，领导上多次叫其暂时放弃这些地方，但他仍旧利用本身是余东镇人，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多次在深更半夜进入信昌、恒昌、震丰恒、宋裕源、宋裕昶、洪新顺、乾丰泰等大商家中征税，以保证我方工作人员的供给来源。庄烈立场坚定，日伪占领余东镇后，5个叔叔都当上了日伪的爪牙、走狗、汉奸，他们千方百计拉拢庄烈。庄烈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地站在人民一边，他表示与庄氏宗族断绝关系，工作更主动、更积极。因此，党组织委以东南行署税务局所长的重任。由于税务人员活动范围大，大多数又是单枪匹马工作，危险性很大，有不少税务干部不幸被捕杀害，还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而自动脱离。庄烈不管面前道路多少曲折，他始终经受住种种考验而忠贞不渝。 1943年，日伪大举进犯，余东附近的包场、六甲、义兴、富安等镇以及凤凰桥、木桩港、王灶河、大岸桥等地都构筑了梅花桩据点，东西相连，南北呼应，形势更为严峻。庄烈在这危急关头，仍照常白天外围（指乡间农村）转晚上内围（指市镇内）钻，镇静自若地完成税收任务。就在这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当庄烈从李家大桥（在余东东南角,距4华里）的顺成油坊收完税后向北走到三官殿附近里，对面遇上敌人，因回避不及而被捕。在据点里，日寇用尽了种种酷刑，伪军耍尽了种种花招，他们软硬兼施，要他交出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名单以及民兵、税务人员的活动情况。庄烈守口如瓶，始终未吐露一句。敌人见威逼、利诱都无济于事，于是用火油浇在他的头上、身上，点火烧。庄烈面对敌人残酷毒辣的手段，仅付之淡淡一笑，。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得敌人束手无策，而只得把他杀死，庄烈牺牲时年方24岁。为了追忆烈士，褒扬英雄，让烈士的英名流传千古，使烈士的精神万世不朽，经上级政府批准，余东区将原来五里墩附近的一个大队改为庄烈大队（现为庄烈村）。沈彬（1923.5-1944.3）沈彬，海门县三阳镇南星村人。他是独生子。父沈启达，母陈氏。一家人住在茅草棚内，靠租种沙家仓地主仓田及帮工度日。沈彬自幼聪明伶俐，在校勤奋好学。1940年夏，他在战地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他参加了海门县动员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辗转海启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夏，沈彬调任海中区文卫股长，他组织当地教师和医生集中知识短训，宣传党在抗战中的各项方针、政策，鼓励他们同心同德，为办好抗战教育和群众医疗贡献各自的力量。 1944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晨，迷雾漫天，沈彬只身从头甲海附近农村出发，去各乡巡视文卫工作，当行至头甲8海南一里许，突然与迎面而来的日军“扫荡队”遭遇。沈彬毫不畏惧，立即举起仅有6发子弹的手枪，对准敌人射击，击伤日军数名。子弹打完了，他捷即把枪拆毁抛掉。日军疯狂反扑，将沈彬团团围住，用刺刀乱戳。沈彬赤手空拳，奋勇抗击，拳打、脚踢、口咬，与日军打成一团，终因寡不敌众，身上被戳30余刀，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21岁。沈彬牺牲后，当地干部将烈士遗体，移送到他家乡安葬。次日傍晚，在离日伪据点较远的江中乡袁家天主堂，由中共海中区委主持召开各乡干部、群众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与敌人奋勇搏斗而光荣牺牲的沈彬同志。杨允千（1923.5-1944.3）杨允千，又名张学文，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牺牲。年仅21岁。杨允千，1923年生于海门县池棚镇西北一里许的农家，排行第五。青年时期就读于私立三益初级中学。时值1939年江家镇驻扎有国民党的抗战支队，内设政工队，其组成成员多数是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学校又与政工队驻地相隔不远。队员中的沈计达等与杨允千来往频繁。杨允千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12月，茅珵带领的崇启海常备旅，参加了掘港保卫战，一举把国民党第六游击纵队徐承德部打得落花流水，为庆祝胜利，杨允千与三益中学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进行抗日宣传。此后，杨允千离开学校，参加海四区文工队，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学校广场上进行演出。杨允千的拿手好戏是《汉奸与仆人》一剧，剧中表现了汉奸对日寇百般献媚，而仆人设巧计使他奉承不得，最后日本鬼子和汉奸一起，死在我革命人民的屠刀之下。 1941年以后，杨允千调任海四区交通联络站工作，该站设在池棚镇南窑头陆纯贤家。一次，杨允千在送信途中，发现了一个拎着篮子，想从上学的孩子嘴里打听新四军驻地形迹可疑的人。他灵机一动，将这个人引到交通站附近，接上人手，马上将他拘留，经审问这可疑人确是三厂日寇派来的奸细，在篮子里还抄得手枪一支。后经上级批准，对这个汉奸给予惩处。又有一次，杨允千在池棚镇北木行桥头，遇上了日伪军“清剿队”，后退不得，前进不能，杨允千灵机一动，假装在就近厕所大便，迅即将重要机密信件，搓成丁条儿，塞在芦苇管内。当敌人羊来搜身时，芦管已丢在庄稼地里了，敌人捞不到“稻草”，不得不予以放行。 1942年，日寇占领池棚镇后，交通站搬迁到三星镇东的一个小埭上。有一次，日军进行篦梳式“清剿”，小埭被包围，联络站除交通员外，还有一个姓黄的女同志，要通过联络站，需要护送到岔河方向去学习。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允千利用这户人家一个老人刚病故不久，牌位还未烧掉的机会，几个同志立即身穿孝服，要那个女同志围上白围裙，装作死者的女儿，结果蒙住了日伪军的眼睛，幸免于难。 1943年以后，杨允千调任海东区民运股长，经常风餐露宿，披星带月，以苦为乐，勤奋工作。有时还要与日伪军打交道。中央镇（现启东县境内）据点里有个汉奸叫黄惠中，此人小时与杨允千一起求学，后来黄投敌，当了汉奸。杨允千利用这一关系，以商人的身份，跟黄惠中交往，并从黄的口中得到我方需要的情报。伪军两次下乡“清剿”，均遭我地方武装袭击。敌人逐渐怀疑是杨允千透露的，杨也有所觉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东兴镇方向。1943年冬的一天，杨在威水坝附近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抓住，押送到中央镇，汉奸黄惠中一口咬定杨允千是共产党，坐牢拷打。后又辗转押解到海门茅镇大储桟。1944年初被乱人杀害于玉皇堂。陆宝湖（1920.7-1945.8）陆宝湖又名李坤，家住海门县余东乡正中村。1920年7月生，曾任富北乡民兵大队长。1945年7月，在下三和镇战斗中光荣牺牲。陆宝湖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只读了一年书，十二、三岁时，就上凤凰桥贩卖菜瓜，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15岁时经人介绍去上海印染厂学艺两年，因无工干，只得回家，到八索镇一家香店当学徒。19岁起，便在余东镇自营香店，他有一手好手艺，生意还算过得去。1942年春，日军占领了余东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他在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于1944年投入了革命行列，参加了民兵游击队。陆宝湖个短体胖，胆大惊人。经常把手枪、手榴弹放在篮子里，装着上街的群众，出入于余东镇据点，与我地下工作人员接触，探听敌情，寻机“教训”敌人。 1944年6月的一天上午，陆宝湖和往常一样，篮子里藏着匕首，在余东街上转了一圈，走进米店看看粮食供应走过菜行问问菜价，一双眼睛却不停地在搜索敌人的踪影。上午9时许，一个身穿巡长服装的敌人，向陆宝湖迎面而来。陆宝湖一手抓住伪巡长的后领，另一手拔出锋利的匕首，顶住他的后背心，低声地命令：“不许动！识相点，要命的跟我走！”平时耀武扬威的伪巡长，此时，乖乖地说：“长官：饶我命，保证跟你走！”陆宝湖又威严地说：“现在要你跟我出档子（敌人的岗哨），要是捣鬼的话，决不饶你！”伪巡长连连点头，“是！是！”两人一前一后，直往南门的档子口走去。一个伪军查问，伪巡长说：“我跟这位亲戚出去有点事，马上回来！” 据点里的伪军得知自己的伪巡长被新四军抓了去，急忙出来追赶。陆宝湖他们由何茂富等几个民兵接应，早已沿小路跑得无影无踪了。到了我民兵驻地，伪巡长老实交代了内部情况、武器配置和部队布防等，民兵们给予宽大处理，叫他装着逃回去的样子，回到据点。富北乡伪乡长朱兆堂，投靠日伪，卖加求荣，欺压百姓，探听我方行动情况，密送给日寇，使我造成巨大损失，领导上决定一定要把朱兆堂锄掉，并把任务交给了富北乡游击队。一天，民兵们探听到朱兆堂躲在曹裕龙家赌钱的重要情报。陆宝湖当即组织了几个民兵，带上武器，将曹家四面包围，他踢门而入。同赌的人见陆宝湖从天而降，目瞪口呆，朱兆堂滑脚想溜，陆宝湖冲上去，一手勾住他，一手拿出匕首，对他笑着说：“你们打牌，我坐着看。”朱兆堂自知逃不掉，两手在发抖，两腿如筛糠。这时，其他民兵也冲了进来。陆宝湖对其他三个人说：“你们别吓，我只要一个朱兆堂。”随即对朱说：“漂亮点：跟我们走！”就这样，把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伪乡长除掉了。余东镇北门陶家沟的花炉桃、施茂如两人，原在我方当民兵，日伪推进余东后，叛变投敌，当了伪大岸乡正副乡长，专干坏事，陆宝湖接受了惩处这两个叛徒的任务。一天早上，花、施二人装着过路的行为，经余东到木桩港，这消息已被我方掌握。我方民兵在陆宝湖的组织指挥下，早已设伏在木桩港南面的大路旁予以镇压，为人民割除了两个祸根，为当地抗日工作的开展铺平了道路。陆宝湖的英勇斗争事迹已成威振敌胆，陆宝湖还经常带领他的民兵配合区队和县团攻击日伪据点。1945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日）陆宝湖带领富北乡民兵配合东南警卫团攻打下三和镇日伪军据点，与几个民兵冲进敌人炮楼时，不幸中弹牺牲。王飞（1921-1946.5）王飞，原名王耀昌，原籍广东省兴宁县长岭乡管岭村荣仔园王屋人。父母早年旅居新加坡，1921年王飞出生于该国，后随父母回国定居。王飞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由党组织介绍来南通紫琅区工作。1943年8月，受中共紫琅区委派遣打入海门麒麟镇日伪军据点，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当时公开身份是伪军军需官，以此作掩护，为我方提供情报，配合做好锄奸工作。 1945年七、八月间，日军投降前久，麒麟镇伪军全部撤逃，只有王飞未撤，留在当地，听取组织指示，坚持原地斗争。他和周围群众关系密切，并和女青年施秀兰结成伴侣。那里，有一伙混入我民兵队伍的土匪坏蛋顾忠仁、施雀明等人，见王飞经常接近群众，受到当地人的敬重。就心怀鬼胎，密谋杀害王飞，1946年4月23日晚，顾忠仁等以叫开会为名诱骗王飞麒麟镇东北一里许的冷落地带，动手行凶。王飞见势不妙，扑沟逃跑，被他们扭住拖到岸上，在头部连砍数刀，然后捆绑起来抛入河中，幸被人发觉救起，由王飞家属连夜把他抬送到麒麟镇医生杨大明诊所住院治疗。麒麟镇镇长袁百揆等获悉后，立即前往医院慰问王飞，并找顾忠仁等人谈话，向他们提出严重警告。但顾等阳奉阴违，仍不罢手。约一个月后，在王飞回家养伤的当天深夜，顾忠仁等几个匪徒又将王飞捉走，活埋在头匡河西干横河角的沟底里。王飞惨遭匪徒杀害后，光烈乡乡长张贤德、民兵大队长包必安等闻讯后，当即查找烈士尸体，备棺安葬，并追缉凶手，但因当时情况变化，凶犯畏罪潜逃，未能归案。直到1958年，才将案犯顾忠仁、施雀明、黄在康等依法逮捕，分别判刑。王飞牺牲时，其妻子施秀兰已身孕数月，为生活所迫，转移到启东县近海乡落户，与当地木匠姜文义结婚，生下遗腹女名叫姜亚庄。因王飞是外地人，在海门县又无直系亲属，解放后，一直无人追问此事。1980年3月，王飞的胞弟黄静（1958年由东海舰队后勤部转业到安徽省凤台县工作，现已离休）来县反映其胞弟被害情况，后由海门县民政局反复调查核实，于1986年10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王飞为革命烈士。陈润东（1924.4-1946.9）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这是陈润东在临刑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发出的铿锵有力的誓言。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陈兵沿江各主要集镇，进犯我解放区。紧靠南通城东的紫琅区地处前沿，敌我斗争尖锐、激烈。紫琅区区长陈润东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决心“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抓紧时机完成该区的土改任务。是年8月4日（农历七月初八），陈润东带领两名区干部和数名区中队战士，绕过小海镇，从通海公路北插到路南，在新开港四老圩附近的一个地主宅院，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干部群众会议，进行土改发动工作，同时号召群众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谁料会议正在进行之际，宅院四周突然枪声大作，国民党部队300余人从南通城及狼山分两路猛扑过来，将开会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陈润东立即指挥群众就地疏散，他自己在群众的掩护下潜入附近菜地里隐蔽。这里，荷枪实弹的敌人面对群众，声嘶力竭地嚎叫着：“谁是陈润东？赶快交出来！”被围的群众个个默不作声，敌人就毒打群众，一阵阵哭喊声、惨叫声，陈润东听得清清楚楚，他再也不能忍受了，出了愤怒的一枪，高喊：“陈润东在这里！”他用枪声和喊声把敌人引向自己，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好让其他干部和群众脱离虎口。敌人一听到枪声和喊声就放开群众，饿狠似地扑向菜地，围捕陈润东，还不断地嚎叫：“抓活的！”陈润东一面还击，一面后撤，终因势孤力单，落入敌手。残暴的敌人用铁丝穿透他的两只手腕，把他捆绑着押上卡车送往南通城。一路上，陈润东强忍着疼痛，怒斥敌人的罪行，路过八厂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使敌人惊惶失措。后来敌人把他关进了南通第四监狱。陈润东在狱中10天，经受了二十多次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用刑之后，又用美人计引诱，高官厚禄收买，但均遭到陈润东的严辞拒绝。敌人还办了酒席“款待”，陈不屑一顾，踢翻了美酒佳肴。在敌人面前，陈润东宁死也不肯吐露半点机密，使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1946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日）晚上，敌军警如临大敌，把陈润东押到南通城内的跃龙桥畔的苇草场，他面对敌人预先挖好的深坑，神态自若，昂首挺立。站在旁边的反动军政人员阴险地对他说：“这是你最后‘悔过’的机会，有什么话要说还来得及！”陈润东坚毅地回答：“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陈润东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崇高信念，英勇就义。陈润东，原名陈占康，南通县先锋乡永平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过着艰苦勤俭的生活。1937年在姜灶小学毕业后，考进了海门中学。1941年秋，新四军江海挺进支队进入通海地区，肃清了国民党杂牌军张能忍、邱冠生匪部，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陈润东毅然放弃求学机会，投入革命斗争，参加了当地民兵组织。1942年春去苏中四分区财经干部班学习。同年秋，学习结束，担任海一区财经分局主任。1943年4月，由区委书记张绍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润东入党以后，历任海一区、汇通区副区长，1946年春调任紫琅区区长，直至牺牲。陈润东在海一区工作期间，大胆地深入敌我边缘地区，依靠基本群众，耐心地做好“两面派”乡保长的教育感化工作，争取他们为我方服务；对那些民愤极大，罪行累累，不肯改恶从善的伪乡保长，坚决予以惩处，使海一区的反伪化斗争和征收公粮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陈润东在汇通区任副区长时，日伪正在搞“延期清乡”，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陈润东坚决贯彻上级党委指示，积极发展区队武装和民兵组织，坚持原地斗争。他经常带领短枪队，出没于敌伪据点之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一次，他亲率一个短枪队员化装成卖西瓜的小贩，到据点跟前以卖瓜作掩护诱杀敌人，他自己隐蔽在附近田间。一会儿，据点里走出三个伪军士兵，见瓜就抢，这个短枪队员见状迅即抽出菜刀把一个伪军砍倒在地；这里陈润东一个箭步冲上云，夺下伪军手中的枪支就走，待另外两上敌人清醒过来企图反扑时，他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1944年暮春，陈润东和陆一鸣、袁南山、鲁聘周、薛汉林、杨建英、袁鸿等7人，在海门坝头镇南严家宅开会，遭到敌人便衣特务的包围，情况危急，陈润东急中生智，抱起一个木臼，拣起一些石块投入东北宅沟，并打了一枪，把敌人吸引到东北方向；接着，陈润东、陆一鸣等指挥开会的同志向西南方向安然突围出去。陈润东善于做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在海门长兴镇附近，有一个出身贫困、较有义气的人，沾染着一些不良习气走不正之路。陈润东分析了此人的情况，亲自找他促膝谈心，耐心教育引导，此人经过教育后，决心改邪归正，重新做人，随即报名参加了当地民兵组织，不久，又参加区队。他认真执行上级交代的任务，经常出没于公路两旁，据点内外，出敌不意地收缴敌人的枪支，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后被评为全区民兵英雄。陈润东关心文教工作，在反伪化教育斗争中，他带领文教干部深入边区了解学校情况，几次召开全区教师大会，连敌占区的教师也被通知前来开会。陈润东谆谆善诱地勉励他们做好抗日民主教育工作。陈润东一贯关心同志，爱护干部，无论对待老干部还是新同志，都能善于围绕他们一道工作。他宽大为怀，平等待人，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处理民间纠纷，也能因势利导，使双方消除隔阂和睦团结。 1946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小海、观音山等镇，直接威胁紫琅区。陈润东不顾个人安危，领导全区开展惩奸反霸斗争。一次，召开有3000多干部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会上，陈润东根据南通县人民政府决定，审判朝阳乡和镇平乡的两个封建恶霸，发动受害群众纷纷上台控诉，最后镇压了这两个民愤极大、罪恶昭彰的罪犯。陈润东一心为革命，把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敌人对他恨之入的骨，却又无可奈何。一次，敌人把他的父亲抓去，妄图作为人质，逼迫陈润东就范。但陈毫不动摇，面对敌人的威胁，针锋相对地把顽区长的亲属扣押起来，迫使敌人不得不将其父亲释放。陈润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英勇奋斗的一生。他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46年，华中九地委为纪念陈润东同志，特印发了一份《告本分区党员书》，高度评价和表彰了他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和高贵品质。秦干庠（1931-1946.10）秦干庠，1931出生，7岁入学，在海洪乡池棚镇小学读了几年书，日伪军占领该镇，学校成了伪军的据点，就此失学。日本侵略军投降后，15岁的秦干庠参加了江中乡游击队。因从小识些字，后来又坚持自学，有一定的文化，1946年秦干庠当了税务员，活动于汤家镇、大洪镇一带。此时，海门茅镇、三厂、青龙港等还驻有敌人，实际上，秦干庠的税收工作地区处在对敌斗争的前哨。当时，生活和工作都很艰苦，税收人员不多，区里一般四、五个人，税票税款全放在小篮子里。无固定办公地点。所收款项全部作为区游击营的给养。秦干庠胆大心细，许多艰巨的任务收他去完成。他经常到大洪镇敌据点内油坊、商家去登门收税，既讲清我党的税收政策，又交代责任。秦干庠思路敏捷，出言成理。既是宣传员又税收员。 1946年10月30日吃过早饭，税所负责人陈耀阶找秦谈话，要他担任海西区税务所副所长。党的重托，领导的信任，他受到莫大的鼓舞。当天下午，他和所里几个同志去汤家镇西竖河玉龙桥地段征税。此地常有贩卖烟酒迷信品的商人出入。在那里时间不长，但已超计划地完成税收指标，正欲回所时，忽报大洪镇顽军出来袭击，转眼间，敌人已蜂拥而来。在4个税务人员中，只有所长邢企高备有匣枪，其余3人手无寸铁，他们折过玉龙桥，越过小横河，顺着河岸由南岸向东撤退，敌人紧追不舍，不一会儿，枪声大作。此时，秦干庠走在最前面，他明知可以脱险，但他想到篮子里的税票税款以及其他税务人员的安全，毅然斜插向接近敌人的方向奔去，顽军马上把视线转移到秦干庠身上，邢企高等3个同志由于芦苇遮眼，甩脱了敌人的追赶。秦干庠奔到一条斜港，往水里钻云，税票、税款塞进了水底污泥，水面推上水草，当敌人赶到时，剩下的是空篮子一只，人已泅渡到对岸，敌人嚎叫着扑向沟去，企图抓活的，秦干庠拾起碎砖块抵敌，敌人终于射出了一颗罪恶的子弹，秦干庠应声倒在血泊中。为悼念秦干庠烈士，海南区平港乡干部群众在地主家搞到一口黑漆棺材，举行了由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的隆重的遗体安葬仪式，并把烈士灵柩运回家乡安放。杨菊（1916-1946.12）杨菊，上海市人，高中文化程度，家庭经营较宽裕。他在青年时代，受进步思想的熏陶，一心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40年春，他毅然离开了亲爱的父母，温暖的家庭，告别了繁华的大都市，只身来到苏北。起初落脚在启东县大丰乡，不久找到了当地抗日政府，领导同志见他文化较高，安排他当小学教员。他一面在学校里坚持抗日教育，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一面积极协助乡政府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由于杨菊工作积极主动，迫切要求进步，1942年被领导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委派他担任大丰乡乡长兼税收员。他斗志高昂，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勤奋工作，使该乡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调动了群众的提议积极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对杨菊早已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妄图谋害。但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如鱼得水，敌人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紧张，大小集镇被敌人侵占，给解放区经济造成很大困难。当时杨菊在海门县财粮局工作，一次奉令来到敌我斗争最激烈的富余区组织抢运公粮，变卖公棉，任务艰巨而复杂。杨菊竭尽全力，发动群众，及时完成了任务。 1946年12月29日，杨菊在富余区六平乡郁家大坝附近执行任务时，发现敌人从三面包围上来，此时有不少区乡干部和民兵正在附近开会，讨论抢运公粮的具体措施，尚未得知敌人前来包围，回去通知他们疏散已来不及，情况危急。杨菊急中生智，果断地鸣抢报警；时同只身向敌人冲去，敌人呼喊着要活捉他。他眼看无法脱身，就高呼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杨菊为了掩护众多同志安全转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此种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颂。1948年1月28日出刊的《海启大众》第16期刊登了有关报道，高度赞扬杨菊烈士的崇高品质。王祥（1912-1947.1）王祥（又名王强），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父母双亡，由邻居收养，让他上学读书，还教他打猎，自小练就了一手好抢法。1941年日伪军侵犯兴化，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王祥被敌人抓去当了伪军，随军进驻海门灵甸镇。王祥一心爱国，不愿当亡国奴，不久，他就从伪军中拖枪反正，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富余区西四乡联防队任军事指导员。一次被敌人包围，王祥被伪军抓到悦来镇据点，坐牢60多天，又被迫在伪军中当兵。几个月后，他利用伪军官兵之间的矛盾，带了3个伪军士兵和4支枪进行二次反正，重新参加了富余区队。 1942年10月20日，富余区队一部在范龙小店与凤凰桥、悦来镇出动的伪军袭击。区队仅有王祥等一个班，他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沉着地指挥战士，利用有利地形，隐蔽在西河中间的要道口，王祥枪法准确，敌人过来一个就被他撂倒一个，吓得敌人不敢前进一步。正在这时，东南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东南警卫团一个排增援上来了。王祥当机立断虚张声势地高喊：“一连从东北面冲上去，二连从西南面包围上来！”7个战士同时跃出沟头，向敌人冲杀，吓得敌人抱头鼠窜，最后拖着12具尸体和不少伤兵逃回据点去了。此次战斗后，王祥担任了区队的副排长，在训练神枪手的过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4年7月30日夜，富余区队奉命袭击入侵富安镇之敌。王祥带领一个班担任正面攻击，他利用富安镇周围的断壁残墙作掩体，隐蔽在后面，密切注视着300米外敌人据点里日伪军的动向。直等到天刚蒙蒙亮，隐约看见20多个日伪军在据点的场心里洗脸刷牙，屋顶上站着一个瞭望哨兵。王祥一声令下，首先举枪把屋顶上的的敌哨兵撂倒，接着战士们的机枪步枪齐发，向场上的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个敌人从屋子里窜出来拉受伤的同伙，被王祥一枪命中，倒毙在房门口。王祥参加我军两年多时间里，参与大小战斗数十次，打死打伤36个日兵和10多个伪军。他的英勇善战，百发百中的声誉威震东南地区，使敌人闻风丧胆。1944年夏，在东台县三仓河集训时，创造了三枪三中的优秀成绩，成为全训练团的第一名射击手，并入了党，当了排长。1945年3月，王祥出席了苏中四分区群英会，评为分区“一等神枪手”。回县后，升任东南警卫团二连副连长。抗战胜利后，王祥所在连奉命上升为华中野战军1师某团，王祥任该团连长，随部队北撤。1947年1月，在山东枣庄战斗中光荣牺牲。陆一鸣（1919-1947.2）陆一鸣，又名陆秀山，海门县海一区泗芳乡横沙镇（现秀山乡秀山村）人，191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7岁上学，小学毕业后，进入杨氏私熟专修国文，后因母亲病故，父亲失业，家庭经济窘迫而辍学。 1938年，日军侵占海门县城及各主要集镇，横行霸道，蹂躏百姓，陆一鸣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9年，他在坝头镇附近，组织起一支小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9月，茅珵率领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进驻海门三星镇、桃源镇一带。陆一鸣毅然投奔茅珵部队，参加抗日。1940年底，陆一鸣转入汤景延领导的通海自卫团工作。不久，被分配到新组建的三余区队担任班、排长等职。1942年，组织上指派陆一鸣云东台县抗大分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春，为了适应抗日反“清乡”斗争的需要，中共通海工委决定开辟通海东区（海门长兴镇竖河以西，包括原海一区、海二区，后改称汇通区），委派张绍仪任东区区委书记，陈润东任副区长，陆一鸣任区队副。1944年春，陆一鸣任汇通区区长兼区大队长等职。 1943年至1944年间，正值反“清乡”斗争最紧张阶段，陆一鸣带领区队多次打击敌人。一次，在太阳桥河东钱家埭，打死日军和翻译各一名。1944年12月，陆一鸣率领的区队配合通海自卫总队，在坝头镇南管家木行头，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一举击毙日宪兵队长藤原以下日晕11名及伪区长黄春生，俘虏伪军政人员1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余支。战斗结束后，汇通区队和陆一鸣受到上级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1944年4月某日上午，陆一鸣与陈润东、袁南山等同志正在坝头镇东严家宅开会，敌人的便衣特工队突然出现在严家宅周围，作扇形状包围过来，开会的同志只有陆、陆两支短枪，情况危急。此时陆一鸣镇定沉着地指挥大家准备突围，陈润东抑起一个大木臼，从屋后转到东北宅角，先朝天放了一枪，随即将木臼扑通一声投入宅沟里，枪声和水声惊动了宅外的便衣特务，他们高呼：“共军扑沟逃跑了，快追呀！”敌人一窝蜂似地向东北方向追去，陆一鸣乘机带领战友们朝西南方向安全突围。敌人对陆一鸣恨之入骨，时刻图谋缉捕杀害他，但他机智灵活，敌人无可奈何，于是就对其亲属进行报复。一天深夜，日伪军如狼似虎地闯入陆一鸣的老家搜索，将其父陆彦祥和堂兄陆秀文全家逮捕，关押在茅镇敌据点内。敌人对陆彦祥软硬兼施，用尽酷刑，迫他交出陆一鸣。陆彦祥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结果惨遭敌人杀害于顾大成镇附近。其堂兄陆秀文经有关方面营救并典卖了4000步土地，才将他自己和妻子、儿女赎出来。陆一鸣在国难家仇面前，毫不动摇，更坚定了革命的意志。陆一鸣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常常饱一顿、饿一顿，生活艰苦，因此身体瘦弱，有一段时间胃病严重发作，领导上动员他到北兴桥附近的老根据地去休养，他女方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关怀与照顾，坚强地说：“我离不开通海人民，通海人民离不开我。”继续在原地坚持工作，受到同志们的赞扬。陆一鸣在工作岗位上，不仅处处以身作则，而且对部下严格要求。一次，他从通海工委开会回来，听说汇通区队一个班长带领10多个战士，到一个“两面派”乡长那边喝得酩酊大醉，影响极坏。陆一鸣立即召开会议，对参加吃喝的班长和战士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再三告诫，类似错误不准重犯。通过批评教育，区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人民群众中提高了威信。 1945年七八月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陆一鸣一度调任南通警卫团参谋和情报站站长。1945年9月至1946年9月担任中共海西区委委员。1946年9月间继任海西区区长兼区大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陆一鸣与海西区委领导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惩奸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海西区的惩奸运动重点放在接近敌占区的思源乡（今平山乡境内）。1946年3、4月间，先后逮捕了该乡10名汉奸，发动数千群众到一个伪乡长宅上去算帐。同时，选出了人民法官11人，纠察队19人，组成有160人参加的审判委员会，审判罪行重大的汉奸5名，对他们分别采取罚粮及没收土地等处罚。 1946年秋后，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陆一鸣积极响应党组织提出的：“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的号召，带领区乡干部深入农村，一面扩展人民武装，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一面发动贫雇农向地主算帐，进行土地改革。此时，陆一鸣经常在磨框镇西北的老区做群众工作。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后，陆一鸣与海西区委同志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动员农村青年报名参军。1946年9月间，海西区200余名青年光荣参军，会同吕四区的参军青年组成新兵团二营，开赴阜宁县，编入华中野战军。 1946年10月，陆一鸣与海西区领导干部率领海西区队分三路连续19天开展破击袭扰活动，沉重地打击了来犯的国民党军及还乡团。10月4日，海西区队一部，在常乐镇附近公路上，扰击出去拉夫修路的通东还乡团70余人，经5分钟战斗，当场击毙还乡团4名，敌扑河逃窜时淹死4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4支。10月8日，海西区队发动民兵和群众700余人，对茅三公路进行破击。1946年11、12月间，海西区队深入敌占区，多次袭击敌人，击退下乡抢劫的还乡团3次，粉碎敌军包围1次，击毙、伤、俘敌人9名，缴获步枪4支，子弹200余发。陆一鸣带领海西区队在每次战斗中，总是沉着指挥，冲锋在前，奋勇杀敌。 1947年2月9日（农历正月十九日）晚，陆一鸣偕同民治乡副乡长、共产党员樊发俊，冒着雨雪去汇通镇西北（今三星乡益民村）工作，当夜住宿在贫农方信文家的一间小草屋内。是夜，寒气逼人，滴水成冰，两个亲密战友挤在一条又薄又破的棉被里取暖，商讨着对敌斗争的大事。当他俩住进方家时，适被顽保长袁德昌之子发觉，当夜赶到三星镇敌据点告密。2月10日晨，顽保长袁德昌带领40多个还乡团前来，将方家宅团团围住。陆一鸣和樊发俊听见屋外有杂乱的脚步声，知道情况严重，突围已不可能。这时敌人在屋外大声呼叫，要陆一鸣出来投降，同时向草屋连连开枪射击。陆一鸣举起驳壳枪从窗口还击，不料子弹几次瞎火，驳壳枪已失去作用。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樊发俊说：“我们死之前也要拼掉一、二个敌人才够本。”这时他手持菜刀隐藏在门内，等到两个还乡团员推门进屋时，突然从门旁跳出，双手举刀向敌人当头砍去。就在这时，还乡团的两支快慢机射出了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陆一鸣当即牺牲。赤手空拳的樊发俊也当场被捕，被押解到三星镇敌据点，受尽酷刑，一星期后也惨遭杀害。解放后，陆一鸣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出生地被命名为秀山乡，一直沿用至今。俞国范（1908-1947.3）俞国范，海门县富余区富南乡（现树勋乡国范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上过4年初小，稍长，即随亲戚去上海嘉定拉黄包车，1937年抗战爆发后，返回家乡务农。 1941年底，上级党组织派罗洪、许翠萍等前来富余区做开辟工作，俞国范在这些同志的启发引导下，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参加了革命活动。不久，担任富南乡农抗会主任。1942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俞国范工作认真，经常走东家，串西户，发动群众，开展“二五”减租运动。一次，他组织全乡200余名贫苦农民，打开一个大地主家的粮仓，把囤积的大批粮食分配给缺粮、断粮的贫苦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通过“二五”减租，农民发动起来了，相继建立了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政权得到了巩固。俞国范被推选为平安乡乡长。 1943年，日伪军实行疯狂的“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俞国范站在反“清乡”斗争的前哨，带领乡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敌人对俞国范怀恨在心，把他带领的游击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天清晨，从富安镇内四处搜索，妄想逮捕俞国范，结果一无所获。敌人就拿他的妻子问罪。不多几天，敌人把俞国范家仅有的3间房屋烧毁。在敌人的残酷压迫下，俞国范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更加坚定了抗日斗争的决心。 1944年，敌伪把平安乡作为重点“清乡”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富余区委决定拆除富安镇据点，并把此项任务交给平安乡乡长俞国范。他接受任务后，召集乡干部详细研究行动方案，首先分头发动群众，做好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准备工作，在一个晚上，利用敌人兵力空虚的机会，发动全乡民兵群众在区队掩护下，把富安镇上的房屋全部拆除；动员镇上所有在小商店都转移到香台庙、黄家仓等地，设立流动市场。使炮楼里的敌人吃穿困难，走投无路，不得不撤出富安镇。 1945年10月，俞国范受党组织的派遣去九分区干校学习。年底回来时，富南、平安两乡合并为富南乡，实行新乡制，俞国范当选为富南乡乡长。 1946年，从海西区运来万余斤公粮，县委交给富余区保管，俞国范负责把公粮分散保管在可靠的群众家里。是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俞国范响应县委提出的坚持原地斗争的号召，带领其它干部坚持原地斗争。 1947年3月13日，俞国范和陈耀轩、王宝善3人正在云龙村梁家宅侦察敌情，不幸被敌人发现，俞国范等急忙后撤，敌人紧追不舍，3人随即分散突围，陈、王两人向西南突围出去了；俞国范吸引敌人向北，边撤边还击，不幸小腿中弹，跌倒在油菜田里，但仍继续还击。在战斗中连中3弹，光荣牺牲。梁启邦（1911-1947.4）梁启邦，海门县六匡乡安庄村人，出身贫农家庭。1943年参加革命，历任安庄村及唐元乡农会主任。梁启邦小时只读了两年书。15岁时经人介绍先在上海甘铜匠店当学徒，后又拉黄包车。1941年失业回家，家中老婆孩子共4个，难以糊口，就向季姓地主租种2亩土地，平时还做短工，推路车，做小贩，勉强度日。 1943年，梁启邦参加了本村的民兵组织，投入了抗日反“清乡”斗争。1944年7月，他带领民兵割电线，破公路，配合新四军在六匡河桥头打伏击战。在开属“二·五”减租运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他自己带头向地主、伪乡长季锡祥清算剥削帐。在惩奸运动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先后揪出几名罪行严重的伪乡保长，进行公审判决。 1947年4月25日晚，梁启邦接到海南区委通知，要他侦察敌人的调防情况。29日上午9时许，梁启邦和梁志高、陈林昌等民兵正伏在安庄村一组陈启彪宅上观察敌人动静时，不料被坏人告密，敌人突然向陈家宅包围过来。梁启邦处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寡不敌众，不得脱身。为了保护其他同志，他挺身而出，与敌人周旋。还乡团头子季锡祥、黄式介等一见梁启邦，就把他捆绑起来，押回据点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干部和民兵名单及公粮埋藏地点。他坚贞不屈，痛骂敌人无耻，没有吐露任何情况，最后被敌人杀害于六匡镇东市梢。陈善甫（1896-1947.4）陈善甫家住海门磨框镇东，瑞祥乡磨框村，光绪二十一年（1896）生于几代单传（独生子）的贫农家庭。陈自幼聪明伶俐，见到长者和颜悦色，脸现可爱的一笑，逗人喜爱。待人和蔼可亲，谈笑文雅，为人诚恳颇有学者风度。陈的父母虽家贫如洗，还是竭力设法送他上学读书。他勤奋好学，读完小学6年，其父母无力再让他继续深造，就拜个刻花板匠为师，学雕刻花板手艺。奈因当时花板生意清淡，满师后被迫改行。由于陈在校学习期间喜爱书法，尤擅美术学，即自学刻章。练习不久，刻字艺术提高很快，旋即跑码头做刻字为生。抗日战争初期携妻朱富仙定居于三阳镇东市，开设刻印章社，带有学徒，生意兴隆。 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后，陈经常给农抗会和区乡政府刻写旌旗，并为抗日民主政府刻印章。由于他与我方工作同志频繁交往，熏陶了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1941年10月上旬，经中共海四区委组织委员张清新介绍入党，仪式就在陈刻字店里，并由宣教委员陆平一起参加，他成为三阳镇一位绝密的地下党员。1943年，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他被划入海中区的“乙种组织”，直属海中区区委“乙种组织”特派员吴国民单线领导。 1942年夏，日伪军侵占三阳镇后，陈即打入伪三阳镇公所，任副镇长，又兼任三阳镇东、西市梢两所小学的校长（即东市乾和小学和西市启稚小学），陈以这两所小学作为对敌斗争的秘密联络站，又为反伪化教育的阵地。 1943年初的一天，一个日军到陈店刻章，他将那个日军的姓名抄好，交给地下通讯员。我政府有关部门，用日文写信给这个日军，并附有日本妇女背着孩子怀念出征丈夫的画像，日军大为惊奇。由于那个日军供出曾在陈处刻过私章，日军将陈夫妻俩逮捕。他俩惨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誓死不供。日军未获其它凭证，无可奈何地把陈夫妻俩释放，陈仍以刻章为业，继续当伪副镇长之职。 1944年由中共九地委巡视组驻在三阳镇东南藏香仓（倪家仓）附近，一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时，突然遭到日军包剿，被抓去3个干部，关押在日军中队部。在遇到杀头的危急关头，组织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3个同志营救出来。后由海中区“乙种组织”特派员吴国民亲自去三阳镇，通过陈善甫活动了两个吴姓翻译，本来他们提出要600担玉米（计12000斤），我方代表说：“要粮一粒也没有，替你们留条后路是可以的。”因为原来有个郁翻译很反动，给我们武工队进入三阳镇据点，将他处决了。这两个翻译当然也害怕了，因此我们一分钱未化，便把3个同志营救了出来。 1944年中秋节前，我方处决了甘当汉奸的伪镇长朱国桢后，陈即当伪镇长，直到1945年7月9日，日伪逼离三阳镇为止。稍后，陈还在海中区委委员、三阳镇公安派出所所长姜志英的单线领导下，隐蔽自己的身份，与其他日伪人员一起参加集训，为我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他如实反映了日伪占领三阳镇期间，镇上有哪些人与日伪有关系的情况和群众对我党、我军的反映等，组织上所布置给他的任务，均能积极地想方设法如期完成。领导上要他继续隐蔽下来不暴露身份，将在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占领三阳镇时，还要他坚持地下斗争，观察敌情，向我方密送情报，他都真诚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7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率领了一批“还乡团”，气势汹汹地进犯三阳镇，陈又打入了敌人内部，担任了顽镇长，并兼六乡办事处主任。叛徒顾志昌到三阳镇后不久，就找陈谈话，因顾志昌在抗战时任过海中区副区长，对陈的情况有所了解。顾假仁假义地说：“老陈，你的情况我是完全清楚的，你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不少事。你知道我吧！我是共产党布置我进来的，今后我们很好配合，情报由你送出去等……”。陈善甫警惕性很高，回答说：“顾区长我早已脱离了组织，又在敌伪方面做事，组织上也会信任……”。始终一口咬定，顾也抓不到证据，仅是怀疑，并把情况告诉了顽区长陆凤山，作为监视的对象。 1947年3月28日（农历闰二月初六）清晨，陈为配合我方粉碎土顽“重点防御”，保卫东南人民夏收，我九分区梁灵光司令员率领的7团解放三阳镇战争。陈给了一幅三阳镇顽军据点军事地图，并将情报一起装入“金鼠牌”香烟盒内，他带上烟盒隻身往三阳镇东市顽军哨所走去，他急于要把情报送到东市梢联络站，不料在敌哨所里顽区长陆凤山正守候着。陆表面上请陈到区公所里有事要商量，实际上是持枪押走。到了顽区公所，陈机警地拿出香烟盒，给陆凤山递烟，自己衔着装有情报的那支烟，正当陈刮火点烟时，陆凤山突然将陈的那支烟夺过去，一幅敌顽据点军事地图展现在陆的面前。顽区长陆凤山暴躁如雷，立即将把陈善甫捆绑。不久，又将陈妻和乡公所的饭司务施向成以及袁殿清、刘翠郎（女）两名地下通讯员一起逮捕。陈等经受了酷刑，视死如归，未吐出我党秘密。敌人恼羞成怒，于3月30日凌晨，即将陈善甫等5人活埋于三阳镇北市梢的廿匡河西岸。陈善甫英勇就义，对党忠心耿耿，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党员，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妻子朱富仙为掩护我党的活动，也化了巨大的精力，做了大量工作。1985年陈善甫夫妻俩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的英名将永垂千古。张明达（1925-1947.4）<,/P> 张明达，海门县三阳镇阳南村人。1925出生，1946年1月参加民兵，担任阳南村民兵中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4月18日（农历闰二月二十七日）惨遭敌人杀害，时年22岁。抗日战争胜利后，同济乡阳南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锄奸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年轻的张明达积极参加，并在运动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很快占领了三阳镇、悦来镇等一些重要集镇，张明达毅然接受党组织的决定，带领全村民兵，坚持原地斗争，严密监视反动的地富分子，防止他们向敌人告密、反攻倒算。他还多次机智勇敢地执行治安保卫、军事侦察等任务，将重要情况及时上报，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1947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七），张明达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下乡的敌人逮捕。敌人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一举扑灭我同济乡的党和民兵组织。因此，敌人百般引诱，要张明达就出真情。张明达面对敌人，说：“共产党员和民兵我全知道，你们杀了我的头也不讲。”敌人见软的不行，先将他投入狱中。张明达乘敌人不备，机智地越狱出逃，但刚进三阳镇西街时，不幸又被敌人抓住。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张明达毫无惧色，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起来，一连甩倒三四个敌兵，终因寡不敌众，再落魔掌。重入牢狱后，敌人对他的刑罚步步升级，开始敌人把张明达全身捆绑，用香烟头烫他的皮肉，把小便浇灌他的伤口水继而用夹棍、老虎凳等酷刑，折磨得他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张明达仍然坚不吐实。 1947年4月18日深夜，敌人将张明达押送到三阳镇西北的牌坊附近刑场，张明达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顾伯勋（1908.2-1947.5）顾伯勋，1908年生，家住海门县海洪乡杨圩村。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接受党的教育，1941年5月任乡农抗会主任，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4月以后，日伪军占领江家镇并构筑据点。顾伯勋奉命加入地下斗争，公开的身份是小学教师。把学校办在自己家里，实际上又是我党的一个联络点，离敌南星镇据点只有300多米。后来，他又在池棚镇和南星镇附近，以流动的形式办学，自编教材，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巧妙地与日伪周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抗战胜利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并参加本乡林英村的土地改革工作，不久参加东台三仓河文研会学习，回来后，担任三阳小学、三益小学校长，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在解放战争期间，顾伯勋积极参加反顽斗争，敌人多次抓捕他，由于得到群众的掩护，敌人无法抓到他，把他家的房屋烧掉。 1947年初，海启形势极为紧张。在5月敌人的一次“大扫荡”中，顾伯勋被敌人逮捕，抓到巴掌镇据点，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他面对强敌，坚贞不屈。于1947年5月10日（农历三月二十日）被敌杀害于三阳镇北。施锦兰（1927-1947.5）施锦兰，女，海门县海洪乡徐窑村人。 1942年，她父亲施石郎、哥哥施汉高都参加了民兵组织，时施锦兰才14岁，在她哥哥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本村的“二五”减租工作队，积极宣传减租减息政策，面对面与地主进行说理斗争。 1943年，日伪军开始全面“清乡”，占领江家镇，建立据点。施锦兰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清乡”斗争。她加入了文工队，经常在江家镇附近农村演出文艺节目，宣传抗日；发动青少年，设立盘查哨，她自己也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 1944年1月，施锦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富中乡妇抗会主任。1946年下半年，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实行小乡并大乡，原富中、洽康、博爱及民主乡一部合并建立江中乡。施锦兰担任江中乡妇联会主任。她工作积极，发动全乡妇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大参军运动。 1947年2月5日(元宵节)晚上，江中乡游击队和基干民兵突然贴近江家镇敌据点，发动政治攻势，使据点内的还乡团吓破了胆。第二天（正月十六）上午，江家镇之敌全部撤逃到三阳镇据点；待是日下午敌人重新窜回江家镇时，游击队早已撤离。施锦兰随游击队进入江家镇据点时，把敌人下乡抢劫到的财物搜查出来退还了原主。施锦兰心明眼亮，时刻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徐窑村有个地主，在土改中被贫雇农分去了土地和房屋，心怀不满，与还乡团勾结，妄图复辟，反攻倒算。施锦兰查明事实真相后，汇报区乡政府，将这个地主逮捕，就地镇压掉。还有一次，她和女乡长杨凤兰，乔装打扮进入江家镇据点，假意向敌七乡联合办事处交纳人头税，把事先准备好的“警告还乡团”的传单塞进办事处的后院。还乡团发觉后惊慌失措，而施、杨两同志早已离开据点，安全转移。施锦兰在江中乡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都当她象亲生女一样对待，她怀孕分娩时隐藏在老贫农陈文亮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女孩，邻居都主动关心，给她送吃的用的。 1947年5月9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施锦兰生下孩子后不几天，被坏人告密，几个穿黄军装的顽军突然闯进陈家将施锦兰逮捕，把她的亲生女婴从怀中抢去，甩死在麦田里。她被敌人押解到江家镇囚禁起来，受尽折磨。但她坚贞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敌人残暴无耻，于5月13日将施锦兰杀害于江家镇南市梢木行头。施锦兰牺牲时年仅21岁。龚庆孙（1924.8-1947.5）龚庆孙，字星坊，1924年8月17日生于海门县麒麟镇一个破落的读书人家。7岁入记秀小学。13岁入中学，时抗战烽火已燃起，未久家乡沧陷。庆孙读书认真，喜爱文学，好读散文、小学。为人诚挚、勤奋。十四五岁时已颇有抱负，并能独立办些事情，为家里所倚重。1941年，参加东南警卫团，开始与梅永熙等一起，先后担任过排长及连部文书等职。是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足部负伤，一时行动不便，曾奉命临时转入东南情报站工作，任海南区站站长。对开展敌情工作，作了不懈的努力。曾与东南情报站站长倪少峰等同志一起，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三厂镇等敌伪军据点，也曾多次陷入险境，又化险为夷。 1943年后再度回部队，原东南警卫团的部分主力已上升为分区8团，庆孙先后担任连队文书、指导员等职。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后期，战斗频繁，庆孙颇能用其智勇，临战镇静，但每战均能身先士卒，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指战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庆孙奉调九分区政治部巡视组工作，前后约一年多时间，这算是他参战五年后的和平时期，他曾表示要认真读点书了。在领导机关工作，深感理论和实践知识都不够，甚至还想学一学政治或军事专业，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反人民的内战，1947年1月，庆孙重新回到了部队，在九分区7团一营三连任指导员。5月14日，我军主动出击如皋县花市街，由于敌人负隅顽抗，庆孙在火线对敌喊话时，不幸遭敌机枪射击，身负重伤，在转移后方的途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在临牺牲前还不断地喊着：“我的任务尚未完成”。就这样，一个刚满24岁的年轻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任7团参谋长的梅永熙同志传来了这一噩耗。一时间，庆孙全家都沉浸在极度的悲哀之中。梅永熙、倪少峰曾在庆孙的遗像上题了词：“庆孙烈士于1941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敌伪转战九分区，身经百战，血染征衫者屡矣。反顽斗争开始，调7团一营，于1947年花市街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24岁。庆孙同志与我们工作最久，是革命的亲兄弟，临死犹呼‘我的任务尚未完成……’。书此永以为留念。” 庆孙在去7团后，给家里写的最后一封信是1947年5月1日写给锡孙的（他的堂妹），在他牺牲后的第三天才收到。这封信至今还保存着。可惜纸已破损，但还可看出一些连贯的字句：“生活总是在战斗中，所以流动性很大，工作又忙，也疲劳，但身体还是那么健康”。“为了生活，大家同样的苦斗。家乡的情况怕又在紧张中了，盼你们胜利地坚持着原地斗争，我庆祝你们成功”。“愿大家努力，和平早日实现，又可重相见，大团员了。”正是从这些字句中，还可以让我们揣知庆孙的心绪和向往。陆纯贤（1919.5-1947.6）陆纯贤，海门县海洪乡窑东村人，家境贫困，父亲依靠做短工维持生计，他在小学里仅读了三年书就辍学。十几岁时，父母给他领一个童养媳，名李振兰，1941年，他俩草草圆房，结了婚。1942年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其妻李振兰也入了党。陆纯贤起初在村农抗会工作，领导“二五”减租运动。1943年，抗日反“清乡”斗争紧张阶段，敌伪在江家镇、池棚镇、巴掌镇均设立了据点，四出骚扰，破坏和分割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沟通我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海启县委交通支站在海中区设立地下交通分站，站址就驻在窑东村陆纯贤家中，委派陆纯贤任站长。他家里都是老实人，夫妻俩又都是共产党员，政治上完全可靠。交通员经常来往通过该站传递我党政机关的秘密书信和文件，并掩护我方过往干部及工作人员。陆纯贤对党忠诚，工作谨慎，遇有突击传递任务，往往亲自出马。当交通员或过往人员在他家歇脚或用饭时，他夫妇俩总是热情接待，并轮流在外面放哨警戒，安全和保密工作，做得细致周到，所以该站平时从未发生差错。但因陆宅地处敌人据点林立之间，日伪军时常出动干扰，时间长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次，由池棚镇出去下乡“扫荡”的日伪军突然闯到陆家宅内，陆纯贤正在接收一位通讯员送来的密件（一张纸条），见伪军进宅立即把纸条吞肚灭迹，机警地与屋搜查的敌人周旋应付，终未被发现任何疑点。还有一天黎明前，敌人偷偷地摸到陆纯贤家里，企图抓人，幸亏陆纯贤夫妇头一夜就转移，使敌人扑了空。海中区交通站驻地——陆纯贤家实际上已经暴露，为了安全计，该站转移到靠近敌据点的杨家宅，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及陆纯贤机灵谨慎，很长时间，交通站平安无事，交通工作正常进行。 1947年，反顽斗争形势骤紧，还乡团常到陆纯贤家威胁搜查，把他家的财物抢劫一空，并威胁要烧他的房子。陆纯贤毫不动摇，坚持原地斗争，继续做好交通站工作。1947年5月，该站又秘密转移到巴掌镇东面冯家宅。站长陆纯贤忠于职守，一如既往，出色地完成秘密交通任务，而且长期不回家，敌人对他无可奈何。 1947年6月13日，国民党正规军235团从启东汇龙镇向北出动“清剿”，狡猾的敌人一枪不放，隐蔽行动，向我根据地快速猛插，妄图寻歼我地方部队。是日，部分敌军窜到巴掌镇附近，从冯家宅前经过，向东搜索，一会儿又折回，直向冯家宅奔袭而来。这时，陆纯贤站长正在站内整理文件，收藏匣枪，并等待一个交通员送来急件，敌人突然进宅，他来不及转移，立即从后门口出走，跳入后宅沟，从宅沟外沿爬上岸时，遭到敌人开枪射击，当场中弹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交通员叶家歧、另一交通员俞光林也跳入沟中，潜水不动，而后脱险。为纪念陆纯贤烈士，1948年，经东南行署批准将私立秀峰小学改名为纯贤小学。陈启云（1922-1947.6）陈启云，海门县海洪乡太山村人。其父亲陈香田曾在上海驾驶汽车，后在家务农，生两个儿子，启云为老大。陈启云小时在锦明小学读书，后升入启秀初级中学。他一贯认真学习，成绩优良，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还练就一手好书法，珠算也很娴熟。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初中未毕业就辍学。由亲戚介绍在义兴镇一爿花行里当帐房。因与老板意见不合，不久即被解雇。陈启云18岁结婚，妻子黄美林，和他感情融洽。妻子后来患严重肺结核，不幸早亡。 1946年，陈启云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江东乡太山村财助及农会主任，后提升为江东乡财助及该乡税务所所长，属海中区税务所直接领导。陈启云在江东乡负责征税征粮工作，为了保障供给，支援革命战争，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及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征粮任务；他帐目笔笔清楚，严格按制度办事，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爱护国家财富，机警灵敏，注意严守机密，不使公粮公款受到损失。一天夜里，他和几个税收员正在他家闭门清点大量税款，他的弟弟想拾一张掉在地上的钞票去买学习用品，陈启云见状连忙阻止，并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角钱给他弟弟用，他真正做到不沾公家一分钱。陈启云家中常有过往人员住宿，海中区区长汤铁和他的警卫员等住他家。他的母亲汤文秀在儿子的开导下，关心同志胜似亲人，吃饭住宿，热情招待，问寒问暖，照顾周到，同志们称赞她是一位“革命妈妈”。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江家镇及其附近集镇，据点密布，给税收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陈启云带领税收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穿插于据点之间，采取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坚持做好税收工作。一次，陈启云等4个税收员敢于进出敌据点，动员某油坊老板及时缴清税款，为我战时财政增加收入。 1947年5月，我九分区主力部队反攻聚星镇敌据点，陈启云负责后勤工作，他发动各村干部群众大力做好支前工作，及时向部队供给足够的粮草和蔬菜，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当年的《江海报》曾报道过他的动人事迹。不久，陈启云担任江东乡副乡长。 1947年6月上旬，陈启云接到通知，去江东乡三星镇东张宅出席会议，在回来的路上突然遇到国民党正规军79旅235团“扫荡”部队，以致身陷重围，不幸被捕。敌人把他押解到义兴镇（今万年乡）据点，对他软硬兼施，逼他自首。但陈启云始终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陈启云被捕后，我方领导人曾多方设法营救，其父母也到处托人营救儿子。其母亲还去义兴镇向他家的亲戚——伪六乡办事处主任李庆山处求情，但均未奏效。不多几天，陈启云被敌人杀害于义兴镇敌人的碉堡前。临刑前，他视死如归，昂首阔步，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陈启云烈士遗体由当地群众备棺收殓安葬。黄允福（1909-1947.6）黄允福，海门县海洪乡永康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海中区江中乡指导员等职，1947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一）英勇牺牲。黄允福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黄志新以农为主，生有一女一男，因家境贫困，女孩8岁时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黄允福十来岁时才上私塾读书。黄允福婚后生了三男一女，生活负担沉重，租地2000步，终年劳动，除交清“包三担”租粮外，所剩无几，他常外出推小车，挣几个钱，勉强养活一家人。抗日反“清乡”时期，池棚镇、江家镇据点里的日伪军经常下乡窜扰，抓人抢劫，无恶不作，黄允福激于义愤，动员他的大儿子锡祥参加新四军；他自己在乡里，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征收公粮公草，支援前线抗日部队。1944年3月，我军打下了池棚镇敌据点，黄允福和当地群众一起，进入据点，拆除了敌人的碉堡和竹篱笆，捣毁了据点，迫使敌人不敢再来。 1945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黄允福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江中乡万福村农会主任。他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反封建、反剥削斗争，要求给地主家里的长短工增加工资。由于黄允福领导有方，据理力争，迫使地主答应了雇工的要求。1946至1947年间，黄允福在惩奸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表现积极，全力支持贫雇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上级党委批准，提升他担任江中乡指导员。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彻底地完成了土改复查任务，并惩处了几个怙恶不悛、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还乡团勾结起来，向我解放区疯狂进攻，形势日趋紧张，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指示地主干部有计划地疏散隐蔽。但江中乡乡长杨凤兰，指导员黄允福等不避艰险，仍坚持原地斗争。一次，顽军和还乡团下乡“清剿”时，黄允福在路上被敌人发现，紧紧跟踪，他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抽出一叠钞票撒出去，敌人见钱眼开，纷纷抢夺钞票，黄允福乘机逃走，未被敌人抓去。 1947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一）清晨，黄允福化装成农民，提着菜篮子去南星镇侦察敌情。南星镇本来没有敌人驻扎，但这天清晨，敌人突然出去，埋伏在南星镇周围，伺机捕捉上镇的干部群众。黄允福发现敌人便衣闯进南星镇市街，未及撤离，被敌人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20多个干部、民兵和群众。敌人叫黄允福认出被捕的一群人中谁是干部和民兵，他守口如瓶，一言不发。当天，黄允福被押解到江家镇据点的途中，于徐家宅前遭敌人枪杀，壮烈牺牲。时年3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