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斗争的组织和领导 县委成立后，就把大生三厂作为全县工运中心，从各方面加强对大生三厂工运工作的领导，以推动其他各行业工人的斗争。县委派人赴省受训，学习工运方法和经验，同时请求省委派有工运经验的同志到海门指导工作。县委还特地派一名常委（系工人）驻在大生三厂，以便及时召集会议，研究对策，领导工运。他们规定每月开一次支部会，每星期开一次干事会。要求每个支部成员及时汇报厂里情况，抓住每一件事情，利用一切机会，启发和提高工人觉悟，鼓动和组织工人起来罢工。
1929年3月，县委负责人张宝奇在工人顾士奎家中召开会议，研究布置工运工作，提出用容易被工人接受的“结拜兄弟”“喝团结酒”等方式，把工人组织起来。会后，大生三厂以党员为骨干，十几人、二三十人的工人“拜兄弟”组织相继出现，工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观念有了很大提高。
高潮迭起的罢工斗争 1929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初四），大生三厂按惯例端午节应放假一天，工资提前一天发给。但初四那天，各车间都发，唯细纱车间不发。党组织及时利用这一机会发动工人举行罢工。下午两点钟，细纱车间四五十名工人聚集在车间甬道，一致要求发了工钱后再开工，否则就不上班。资方在工人们的正义要求下，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把工钱发给了工人。
是年10月17日，大生三厂工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厂方无理开除工人朱有喜（共产党员）为由，举行了建厂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厂性罢工。代表工人利益的朱有喜要求改组不能为工人谋利益、不能体现工人意志的黄色工会，同时成立了工整会，朱有喜任主席。然后，朱有喜以工整会名义，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人工资“四、五、六”“四、五、六”：即工资在0.3元以上的加4分，0.2元以上的加5分，0.1元以上的加6分。的要求。可是，资本家玩弄欺骗手法，先是断然拒绝，继而讨价还价。朱有喜代表工人利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因而成了资方的眼中钉、肉中刺。资方代理人、掌握实权的考工部长袁仲齐奉资本家之命，买通国民党海门警察局长，企图以栽赃的办法，谋害朱有喜。工人们察觉后，怒火万丈，在党支部书记黄志祥及吴泽民、顾士奎、杨在田、徐大等15人的筹划下，写了呈文，向国民党海门县党部告状，可是几天后不见回音，黄志祥等3人就去镇江省总工会请愿。省总工会答应派人到厂解决。几天以后，省总工会主席潘国钧同章瑞元来到大生三厂。潘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就回去了，留章瑞元在厂内整理工会，处理有关事情。11月4日大生三厂党支部借整理工会的机会，向厂方提出了23点要求。主要是增加工资（参照上海纱厂的标准发），年终同资本家一起参与分配红利，取消打骂工人、罚工、停工，吃饭停车，建造饭堂，帮工人蒸热饭菜，工人生病厂方请医生并负责医药费，女工生产前后两个月工资照发，实行“三八制”工作日，要求给朱有喜复工等，并限在3天内答复。可是限期到了，厂方杳无音信，于是党支部决定发动全厂工人罢工。党支部派吴泽民、徐大等30多人组织纠察队，分头负责在三厂中心街南头、厂东南东北角、凉帽店路上，劝说工人不要上班。龚小福、傅保等5人组织募捐团，募捐款作为工人罢工后的生活费用。
资本家看到工人不上班，着慌了，便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企图胁迫工人上班。他们一面继续开除工人，停发工资；一面向海门县政府告急求援，并把国民党县长请到大生三厂工会演讲，他只是劝工人复工，不解决工人要求。几天过后，资方见大部分工人还是不来上班，只得坐下来与工人谈判。谈判结果厂方答应增加工人工资，细纱每10根木棍加1分，摇纱10支纱每10本加1分，12支纱每10本加5厘，成包每10包统加2厘，织双龙头布每尺增加1分。按上述工资记件后工人每天工资在0.2元以内的加4分，0.4元以内的加2分，0.6元以内的加1分。同时答应，职工与大生一厂一样参与红利分成，女工产前不停工，产后发半个月工资补助以及厂方不打工人，工人生病厂方设法请医生治疗等条件。
大生三厂这次大规模罢工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在海门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党组织在领导大生三厂罢工斗争的同时，还与厂里黄色工会展开坚决的斗争。
大生三厂黄色工会建立于1927年，工会委员大多是工头和机匠的代表，就连工会组长也都是工头指定的。资方还暗地里指派一些人到工会里充当他们的走狗。被资本家操纵的黄色工会根本不为广大工人谋利益，不能体现工人们的意志和要求。厂里每次罢工时，黄色工会总是敷衍搪塞，鼓吹改良，欺骗、愚弄工人，阻挠工人罢工。对此，江苏省委曾多次指示，以赤色工会取代黄色工会。但由于资本家的破坏，赤色工会总以秘密形式进行活动。自从10月大罢工后，赤色工会才得以公开，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
1930年10月，大生三厂资本家为赶走主持公道的、能为工人办事的工会指导员章瑞元，便贿赂国民党海门县党部。县党部以开会为名，把章瑞元软禁起来。厂赤色工会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组织工会干事和小组长20多人到县党部请愿，要求释放章瑞元。可是，县党部耍弄花招，欺骗工人们说章在海门县政府内。当10多名工人代表到了县政府后，也被软禁起来。第二天，大生三厂工人知道国民党当局软禁工人后，无不义愤填膺，组织1000多名工人到海门县政府示威，要求释放章瑞元和工人代表。县政府见势不妙，于次日晚将章瑞元和工人代表全部放回。此次斗争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
大生三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从1927年至1930年，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就有5次。工人们的要求已从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一般要求，逐步发展到公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口号。工人们追求解放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资本家越来越感到工人已不像过去那样“听话”了。资本家为了维护其利益，勾结反动当局开始下毒手，残酷镇压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低落 1930年5月，县委书记陆克被捕后，新的一届县委贯彻了李立三“左”倾错误主张，企图用武装起义推翻大生三厂资本家的统治。7月，代理县委书记黄家骏与大生三厂的杨祖英、黄冠球、杨在田等人到三厂周围观察地形，准备武装起义。由于通东红十四军不断失利，大生三厂的党组织又遭破坏，不得不放弃大生三厂武装起义的打算。
1930年6月5日，中共大生三厂地下组织负责人、县委委员顾士奎在家中被捕后，6月23日英勇就义。这是反动当局破坏和镇压大生三厂工人运动的开端，同时被捕的还有张占相、吴银川两人。同年入冬以后，通海形势日趋紧张，海门县各级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红十四军失利，白色恐怖笼罩着通海大地。海门国民党反动当局挥舞屠刀，大肆抓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罢工工人。一部分在罢工斗争中暴露身份或出头露面的党员，纷纷逃离工厂，避居上海、南通等地。在资方的高压政策下，工人只得把愤怒暗藏心头。一时间，工人的罢工斗争转入低潮。
大生三厂的工人运动是党领导下整个海门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生三厂工人罢工斗争的发生和发展，对整个海门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尽管工人运动被反动当局暂时镇压下去，但党的光辉形象和党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